为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而高兴,就是为圆明园报仇吗丨大家

大家 2019-4-17 1855

《吕氏春秋》和《孔子家语》中记载了一个寓言。说楚国的国君丢失了一把珍贵的弓。臣下很着急说赶快找。可楚王很豁达,说:“楚人丢的弓,被楚人捡到,没啥遗憾的。

这似乎表现了楚王宽阔的心胸。

可据说,孔子听说了楚王的话,觉得他的心胸还不够广阔。孔子评价说:“为什么一定要说‘楚人’呢?应该把‘楚’字去掉,有人丢了弓,有人捡到了弓,才没啥遗憾的。

楚王代表了国家的视角,弓在一国内一失一得,国民总财富没有增减。这样看,楚王是个爱国主义者。

孔子代表了人类的视角,弓在全人类中一失一得,人类总财富没有增减。孔子是个人道主义者。

孔丘(前551年9月28日—前479年4月11日),子姓,孔氏,名丘,字仲尼,后代敬称孔子或孔夫子

在我看来,这两种态度,代表了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分歧。很多的争论,都源自这两种视角的不同。

这不,这两天看新闻,法国的巴黎圣母院烧掉了。著名的塔尖在浓烟中倒塌。一片惋惜声中,也有不同声音。

比如有个叫做“叫我金主编”的自媒体号,就表达了自己“欣慰”的态度。这位“金主编”,据说曾是中国知名媒体凤凰网军事频道主编,《凤凰军机处》节目的策划者和主持人。

网络截图

这位金主编认为,法国人在一百多年前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烧掉了中国的圆明园,如今风水轮流转,终于等到法国国运衰了。巴黎圣母院的火灾,让人“欣慰”。

类似的评论,在这次巴黎圣母院的报道中,并不罕见。

和楚王一样,金主编似乎是个爱国主义者,公而忘私。国仇就是个人的仇。圆明园就是我的园子。你以前烧了我的园子,现在你的院子着火了,活该吧!

金主编忘了,清王朝用民脂民膏建的花园,平民是不得入内的。就算是后来重修的颐和园,庚子年间扶清灭洋的义士们也是不得入内的。为皇家的损失叫屈,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。

不过,我还是认为,圆明园的毁损确是一大损失。但这不仅是中国的损失,更是世界的损失。别忘了,在建造圆明园时,也有许多欧洲设计师的参与,大量参照了欧洲建筑风格,才造就了中西合璧的园林典范。圆明园,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。毁于一旦,当然令人痛惜。

问题是,圆明园的毁损,怎么会让人为巴黎圣母院的火灾而高兴?

巴黎圣母院遭遇大火

一说到中国近代史,就是“落后就要挨打”,如何被列强欺辱。这当然是事实。可问题是,如果历史全从民族屈辱来看,会淹没掉许多民族之外的图画,当个人的经验,性别的经验,宗教的经验,甚至世界共同的文化经验,都被淹没在民族话语的洪流中时,狭隘在所难免。

本尼迪克特·安德森的《想象的共同体》、霍布斯鲍姆的《民族与民族主义》,尤金·韦伯的《从农民到法国人》等研究,对民族主义,进行了发人深醒的探讨:

学者们发现,在欧洲传统社会,人们只和自己的亲属、邻居、乡亲发生联系,组成一个个面对面接触的真实共同体。在十八世纪之前的欧洲,没什么人认为自己是“法国人”或者“德国人”。人们只知道自己是个普罗旺斯的“农民”或者莱茵河边的“渔夫”。居住地之外的世界,对他来说没有意义,更不会去效忠。效忠于一个遥远的王室,与许多千里之外的陌生人,分享同一种身份,需要巨大的想象力。只有在现代社会,通过标准化的教育、新闻报纸、电影电视的熏陶教育等,这种想象才能成为可能。通过现代国家的努力,实现统一。就这样,人们开始觉得自己与数千万陌生人的命运息息相关,人与人有了认同。

社会生活中,还有很多其他身份认同。这些认同可能是职业的,宗教的,性别的,或者地域的。比如,古人只知道自己是个“农民”,是个“基督徒”,是个“男人”,或者是某个村镇的居民。

民族认同和其他的认同之间,充满竞争。随着现代民族主义的崛起,人们被教导:其他的认同都不再重要,只有“法国人”这一身份认同,才最重要。资源有限时,你应该优先帮助你本民族的同胞,所有国境之外的居民,都是“其他人”,即使他们的职业、宗教和性别可能与你一样,即使你可能会觉得和这些外国人更谈得来。

民族主义的崛起,是一个民族认同挤压了其他认同的过程。是一个民族国家建立自己权威,取得对普通国民控制权的过程。从此,农民和渔夫变成了“法国人”、“德国人”。对民族国家的忠诚,开始大过对其他一切团体的忠诚。

在亨廷顿和罗斯托等学者看来,民族主义能增加国家的凝聚力,促进现代化,有积极的作用。诚然如此。但是,民族主义情绪若是走到极端程度,再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结合,就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。

达尔文在十九世纪创立了进化论。他发现生物的进化,遵循“优胜劣汰,适者生存”的法则。虽然达尔文从来没有说这套法则也适用与人类社会。但他有不少粉丝,对这套科学理论加以发挥。从赫胥黎到墨索里尼,从希特勒到日本帝国的军阀们,不少人认为,人类也遵从丛林法则。只不过,生存竞争从生物个体之间的竞争,被偷换成了民族之间的竞争。

进化论

在这些人眼中,世界只是各个民族国家生存竞争的舞台。讲道理没用,得看谁的拳头大。这导致了一种对“强大”的崇拜。

崇尚“强大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,在一百多年前,让一些欧洲人认为自己是优等民族,理应奴役“落后”的劣等民族。在一战时期,让多个欧洲国家用残酷的战争来进行竞争,数千万生灵涂炭。在二战中,让纳粹认为犹太人应当被灭绝,让日本军国主义者认为强大的大和民族应该统治亚洲。

虽然,大清已是一百多年前的事了,现在中国经济获得巨大发展,不再有过去的外部威胁。但是很多人,却学会了以前欺负人的人的思维,还在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考。

极端民族主义的思维,不认同世界的共同价值,不承认有属于人类的共同文化;永远在民族历史中充当受害者,在狭隘的情怀中自娱自乐。对金主编这样的人,看上去“爱国”,其实是在害国。

而且,这种心态,还真不是我国的传统思想。中国文化的创造者孔子,就绝不会认同。从“失弓”的故事看出,孔子是一个真诚的人道主义者。他的事业,不仅仅限于他自己碰巧出生的鲁国。

孔子也绝不会如社会达尔文主义一样崇拜“强大”,在他看来,动拳头只是“霸”道,而真正的“王”道,应该包容一切人类的美好价值,悲悯一切人类的苦难。这一点,和写《巴黎圣母院》的雨果,不谋而合。

我想,这就是为什么孔子的学说,能成为思想财富。数千年来,《论语》在日本、韩国、越南,甚至远在美国的波士顿,被当作经典反复阅读。孔子说:“仁者,爱人。”因为,在他心中,有一种超越个人身份认同的人文价值。这让他关怀体恤一切人类——无论是华夏还是夷狄。他关心的是人类文明的兴衰,而不是传统社会的王朝更替。

法国在现代历史上之所以重要,在于它是诸多现代思潮共同的发源地。现代民族主义,起源于法国大革命。而超越一切的人类价值,同样也发源于法国。这里诞生过爱国主义的源头《马赛曲》,也滋养过启蒙思想的巨人们。

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之所以伟大,正因为体现了一种类似孔子的情怀。它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优胜劣汰,而是关于普通人的悲欢离合。它悲悯人类共有的苦难,歌颂人类共有的情感,描绘全世界都能感同身受的喜悦与挣扎。和《论语》一样,《巴黎圣母院》是属于全人类的思想财富,而不仅仅属于某个人类团体的私产,无论这个团体是民族的、阶级的、宗教的,还是性别的。

雨果(Victor Hugo,1802—1885)

在二战中,面对纳粹对巴黎的占领和掠夺,法国诗人艾吕雅写下《勇气》一诗。此诗刚被作家廖伟棠引用:

不要呼救啊巴黎

你是过着一种无比的生活

而在你的惨白你的瘦削的赤裸后面

一切人性的东西在你的眼底显露出来

……你将解放你自己巴黎

像一颗星一样战栗的巴黎

我想,如诗中所述,巴黎对世界的贡献,正在于她“无以伦比”的文化价值,超越国家权力对“人性”的思考。这种人道主义态度,从人类角度观察人性的脆弱,并在这脆弱之上看到光芒;批判暴政与迫害,并在这苦难中保持希望——这正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的信念,也正是启蒙主义的人道价值能够不断超越国境,成为现代文明基石的原因。

雨果的小说《巴黎圣母院》,和《论语》一样,正由于对人类共同境遇的关怀,才能成为“世界名著”,而不仅仅是“法国名著”。

巴黎圣母院的火灾,和圆明园的毁损,都是人类共同遗产的损失。而人道主义情怀,让《巴黎圣母院》的作者雨果,在一百多年前,强烈谴责本国军队火烧圆明园的暴行。雨果在1861年写到:“一天。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,一个抢掠,一个放火。可以说,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,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。

我想,这种谴责,透露了雨果人道思想背后的爱国情怀。无疑,雨果是热爱祖国的。正是这种热爱,让他抗议法国政府的侵略行径,同情被欺辱的弱者。也许,只有人道主义,才能让人在爱自己祖国的同时,不变成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氓。只有对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,才能让人有勇气像雨果和孔子那样,用批评自身所属人群的方式,来爱自己的人民。也只有一个伟大的民族,才有勇气正视罪恶与错误,才能配得上雨果和孔子式的批评。

人道主义关怀,让孔子与雨果——尽管一中一外,一古一今——在面对人类文明时,显得如此相似。正如孔子和雨果都相信的,我们首先是“人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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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《巴黎圣母院与圆明园,民族的与人道的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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